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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清康雍時期，人多地少，糧食價格不斷上漲，其后繼位的乾隆帝對此憂心忡忡，他在鼓勵墾荒以盡地利，禁種煙草以廣耕地，大力推廣玉米、番薯等高產作物的同時，一再曉諭不可浪費糧食，寄希望于開源與節流并舉的方式，化解“人口眾而貨物寡”的矛盾。以限制消費、節約糧食為目的的禁酒、禁曲政策，在此背景下應運而生。
    縱觀我國歷史，禁酒法令屢見不鮮。周公作《酒誥》以禁酒，是擔心因嗜酒而傷德敗性；漢朝禁止民間造酒，強力推行榷沽制度，則是受壟斷酒類貿易所帶來的巨大利益所驅使。漢唐以降，*時因“酒耗民食”而屢頒禁令；然迄清代康雍年間，禁酒之令尚屬“歉歲禁酒而豐歲開通”的權宜之策。乾隆初年所頒布的禁酒令，則標志著禁酒政策由此前的暫時性舉措，變為一項后世嚴格執行的成文法規。
    乾隆元年（1736）十一月，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方苞奏稱，西北五省（即直隸、河南、陜西、山西、甘肅）每年因造酒而耗費大量糧食，北方平原素無塘堰以資灌溉，糧食生產本來就少，且水上交通不便，一遇荒歉之年，運輸甚感艱難，豈能任“歲耗千數百萬石之谷”？方苞還認為，酒不但能“耗民財，奪民食”，平民百姓還常因喝酒而起爭斗、興獄訟，乃至發生命案，“載在秋審之冊，十常二三”，因此不能不加以嚴禁。他進而提出對策：“禁造燒曲，毀其燒具；已燒之酒，勒其自賣；已造之曲，報官注冊。”對那些“逾限而私藏燒曲燒具、市有燒酒者”，一旦發現，隨即對地方官做降職等嚴肅處理。
    乾隆二年（1737）五月，乾隆帝基本采納方苞的建議，嚴令直隸等西北五省酒商禁造燒酒，并在上諭中歷數禁酒的種種理由與好處，大致有：養民之政，莫先于儲備，以使粟米有余；欲使粟米有余，必先除去耗谷甚多的燒酒。而燒酒之盛行，則莫如河北等五省。因飲酒有害而無益，乃祖乃父酒禁綦嚴，只因官員陽奉陰違而未收實效。與其禁于已饑之后，節省于臨時，不如禁于未饑之前，積貯于平時。如果禁酒，北方五省一年可多千萬余石米谷，禁酒有利無弊。因此，乾隆帝下令五省永禁造酒，“至于違禁私造之人及賄縱官員，如何從重治罪，其失察地方官如何嚴加處分之處，著九卿即行定議具奏”。

　我國古代歷朝多曾實行過酒禁，然而大多只是為了與民爭利而實現國家壟斷造酒，非為百姓生計著想。乾隆帝嚴行酒曲之禁，則不是為了從中牟利，而旨在通過限制消費而節約糧食，以解決“地利有限而生齒無窮”所帶來的困境，這是與此前歷代禁酒的根本區別所在。按照當代學者范金民的統計，乾隆初年我國每年因制造普通燒酒所耗糧食至少在3000萬石左右，而當時我國的常平倉的貯糧數，大致保持在3100余萬石。這就是說，當時燒酒耗糧，幾乎等同于常平倉的存谷額，數量驚人。